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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的“風火發電小時數之爭”本質上是公共政策問題，在企業利益受損的背后，隱藏著的是全社會的福利與資源損失。如何打破這種困局，是一個亟需探討的公共政策問題，需要一個全社會的視角。2015年后的能源市場供需日益呈現出供應過剩的局面。需求不振使得一些固有問題得以充分的暴露，其中“風電與火電爭發電小時數”在2016年更加日益顯現，使得大部分地區的“棄風”情況更加嚴重。第一季度，幾個風能豐富地區的棄風率高達50%，而火電利用小時數也在下滑，利用率不足的程度越來越大。
在一個競爭性的電力市場如短期競價市場中，如果相比缺少彈性的需求、供給負荷偏少（比如在一天中的高峰時段），那么市場價格會大幅度的上漲，如果能夠運行的全部機組投入工作還無法滿足不可中斷的需求，那么價格的上漲會夸張到幾十倍到百倍的量級（如果沒有監管限價）。
因此，在起作用的短期市場中，供給的不足或者過剩，其表現充其量是電價的上漲或者下跌而已，沒有電力供應是松還是緊的必要。而長期，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短期而已，短期的價格上漲，會激勵新的機組進入市場逐利，而價格的下跌，則會極大的打擊新建機組的熱情。這屬于市場機制設計如何能夠激勵長期投資與系統充足性的問題。
如果將“棄風”的原因解釋為火電與風電的利益糾纏，“統籌二者的利益”自然是其解決方案。但是這種思路轉移了話題，跳過“做蛋糕”的系統最優化問題，直接解讀為“分蛋糕”的分配問題（這個當然也重要，但是無疑是第二位的），將追求效率為基本價值目標的經濟議題，變成了一個充滿妥協意味的政治議題。這是一種比較強的誤導，也很難由此得到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。
作為已建成的機組，風電還是火電來發，不應該是風火之間的討價還價，而應該基于全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標準。風電幾乎沒有燃料成本，發一度電就節省一度電的煤炭。潛在地，消費者也應該會從這一替代中獲得好處，比如更低的電力價格。
過去的電力規劃，經過很多年的發展，形成了自身的一套方法論，甚至是語言范式與修辭。典型的就是對各種電源發展的抽象形容詞界定（比如煤炭要優化、水電要大力、風電要積極、核電要安全）、對地區與能源品種的所謂“定位”（比如能源基地建設），對給定需求的供給方案的安排（比如2020年需求多少是個“盤子”）與控制。落實到具體的工作層面，就是各種能源項目的結構、布局、時序與基礎設施保障等。
這種范式很像“戰場指揮官”，所以也有“全國一盤棋”、“統籌”、“協調”一說。但是隨著能源與電力行業市場機制的逐步建立，這種方式越來越不具備實施的條件，如果以行政強力實施，反而會極大的扭曲市場帶來各種隱患，造成全社會福利的損失。
從規劃來講，改造其基本的方法論，以起到信息溝通，發揮糾正外部性影響的作用，成為一個社會公共品，是應有之義。這方面的改造，從筆者的專業角度，可以包括：
有了這樣的改變，我們有理由期待，火電作為“舊有勢力”，其地位與各種政策照顧將不可避免的受到限制，不具有任何時間空間靈活性的定位優勢也將有所消除。
制定更有彈性的目標與政策。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，“總量控制型”為代表的“命令-控制型”政策都是差政策，不具有隨時間與信息增加調整的靈活性，不具有合理的政策工具來實現與嚴格對應，很容易一刀切，不易操作或者操作過度。結構性政策與強度型政策更好，但是要解決“連續區間”上設定的問題，這需要明確的價值標準。
有了這樣的改變，我們有理由期待，火電作為“舊有勢力”，其地位與各種政策照顧將不可避免的受到限制，不具有任何時間空間靈活性的定位優勢也將有所消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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